在云南香格里拉，我第一次接触到藏传佛教，也第一次参观藏传佛教寺院。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群年轻的“阿科”。

　　松赞林寺。松赞林寺山顶上的主寺大门只有贵人来才打开迎接。我很奇怪，我两次接近这个关闭的大门，突然都打开了，阿科向我张望着，但我还是从侧门进去的。我很希望见到大活佛，但他不在。殿里的值班大喇嘛送我一串开过光的套在手腕上的手珠链。

　　“阿科”，我是根据音译写的，不知道念得对不对，指的是寺院里年轻的学经出家人。开始，我不这样称呼他们，凡是僧人都尊为“喇嘛”，后来在青海班禅故乡，别人纠正我应该叫他们“阿科”，因为他们还不到“喇嘛”的水平。

　　藏传佛教，俗称喇嘛教，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（南传佛教、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）之一。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过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（如蒙古、锡金、不丹等地）的佛教；二是指用藏文、藏语传播的佛教，如蒙古、纳西、裕固、土族等民族，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，但这些民族的佛教信徒在讲授佛经，辩理、念诵和写作佛教文章时仍用藏语和藏文，故又称“藏语系佛教”。后来我在内蒙古的五召寺看到蒙古族“阿科”就是这样学习经文的，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的。

　　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，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，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，以及大量佛经。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，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。这大概是藏传佛教的起步阶段。之后，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两个历史阶段，藏文史籍一般称“前弘期”和“后弘期”。

　　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二百年为“前弘期”。当时，藏区的本土宗教是“苯教”，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，佛教是在与苯教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，最后在赤祖德赞在位时占了优势。赤祖德赞委任僧人为大相，并规定七户养一个僧人的制度。他的继任者赞普达玛，不赞同佛教，佛教遭受了一段严重打击，但其后约百年，卫藏地区的佛教又兴盛起来。

　　10世纪后称为“后弘期”，佛教逐渐由西康、青海、阿里等地将戒律传回卫藏地区。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，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；又迎请印度高僧进藏传授显宗教理，兼及密宗。这样，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。从11世纪开始，陆续形成各种支派，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，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。藏传佛教的教派主要有：宁玛派、噶当派、萨迦派、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。格鲁派兴起后，噶当派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。

　　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，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，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。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，是因不同师承、不同修持教授、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，以及不同地域、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的众多派别。这是藏传佛教的一大重要特点。

　　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，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，最后形成了独特的、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，这种政教合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也是其一大重要特点。但这个特点，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时候被废除了，这也是达赖喇嘛心怀不满，逃离西藏，妄图分裂祖国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藏传佛教（特别是主流派黄教）还有一大重要特点，就是其宗教领袖是由“灵童转世”担任的，不能世袭，也不需要民主投票产生。除了达赖、班禅活佛是转世的，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一层层其他低级别的活佛，他们也都是“转世灵童”担任的。

　　学习藏传佛教，寺院是主要的学习地。寺院分为讲道院和修道院两种，也有二者综合者。较大的寺院都有学制规定。各派各寺的规定也不尽相同。如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扎仓规定：因明五年，般若四年，中观两年，俱舍四年，戒律一年，学完共计十七年，学习必须循序而进，不能跳级。戒律学完之后统称“噶仁巴（经学士）”，其出路有三：1、少数申请应试格西学位，2、自由讲学或闭关修持，3、入密宗学院继续深造。藏传佛教的学位有多种名目，如噶希（四论士）、饶绛巴（博学士）等，原仅为尊称，后学制逐渐严密，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，诸如拉仁巴、多仁巴、林赛、曼仁巴（医药士）等各种称号，统称为格西。

　　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大小不一，小者只有数人，大者多至七八千人。大寺院一般由经堂、神殿、辩经场所的林苑、印经院，若干活佛拉章、僧舍、执事者的办事处、仓库、招待施主的客房、牲圈等组成。
　
　　寺院在旧藏区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宗教、文化乃至经济、政治中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重要的寺院依其重要的程度分别划归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县级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。香格里拉的噶丹松赞林寺（汉名归化寺），是云南地区规模最大、最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寺庙，被誉为“小布达拉宫”。现有僧侣700余人，背依县城附近的佛屏山麓，占地500余亩。

　　松赞林寺依山而建，外形犹如一座古堡。高处的屋顶上有鎏金铜瓦熠熠放光，夺人眼目。松赞林寺于公元1679年兴建，公元1681年竣工。五世达赖喇嘛亲赐“噶丹·松赞林”，意为“三神游息之地”，清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，清王朝赐定名为“归化寺”。此后数百年间，松赞林寺又得到云南巡抚及清朝历代皇帝的垂青和一再赏赐，取得了极为崇高的地位，拥有众多的信教群众。

　　我一早就来松赞林寺参观。远远望去，耸峙在对面山坡上的幢幢寺庙连成一片，扎仓、吉康两大主寺屹立在全寺中心的最高点。石卡、天宝两山横亘，犹如大门半开。山下湖泊一片，明清如镜，寺观倒映水中，色彩斑斓，气势壮观，俨然一座山城。寺中经幡招展，诵经钟鼓之声远远传来，使人顿生庄严、幽远之感。

　　松赞林寺内历代珍品众多，有五世达赖、七世达赖时期的八尊包金释迦牟尼佛像、贝叶经、五彩金汁精绘唐卡、黄金及各种精美的鎏金或银质香炉、万年灯等。金寺收藏有《甘珠儿》十部（其中两部为金汁手书）；《丹珠儿》两百余部。依主体建筑而下，是八大康参和僧舍。

　　什么是康参呢？原来，松赞林寺的僧侣组织分扎仓、康参和密参三级。扎仓是最高层次的僧侣组织。所在地就在扎仓、吉康两大主寺里。扎仓下属的僧侣组织是“康参”，藏语意为“僧团”，它是按照僧侣籍贯或来源地划分的。这些团体就是教区区域性组织。康参由老僧主持，下设念哇、格干等办事人员，新中国建立前，这些“康参”相对独立地管理教区的行政、宗教和经济事务。

　　松赞林寺有八大康参。康参的下面是“密参”，是最基层僧侣组织，意为一户或一户人。一般以特定的同一区域内僧人形成一个居住单位。在这个单位里的人，共同生活，人数多在一二十人左右。

　　参观这座寺庙，我最想了解的是，这些僧侣年纪轻轻，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时代，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的先辈一样乐此不疲地来学经呢？

　　走进阳塘康参，几个阿科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按照规定，庙堂内一般是不允许游客随便拍照录像的，即使得到允许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，他们得知我来自北京，是文化寻访，对我网开一面，不仅不收费，还带我参观、讲解，与我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座谈。

　　座谈是在殿堂一楼一侧的住房里进行的。这间住房很大，大概有40多平米。住房兼做厨房。屋里生着火，很暖和，也很干净。

　　他们告诉我，这个康参有二十多人，大家轮流来大殿值班。每次轮班一个星期。在这段时间，值班的人就要住在这个地方。康参的住持是位老僧人，他一年到头都住在大殿里，二楼上的单间就是他的寝室，今天正好出门了。他们这个班，四个人，陪我座谈的是拉茸初称、洛桑特佳和阿吾银巴，另外一位在殿堂打扫卫生，不过我后来也和他见了面。

　　我问：“平时你们住哪里？”

　　“就在大殿附近的僧舍里。集体念经，做佛事活动的时候就来大殿。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回自己的住所。”

　　“吃饭是自己做吗？谁的钱？哪里来的？”

　　“值班的时候可以吃大殿里的。都是香客投放的食品，或者使用他们的捐款。如果不值班，就吃自己家带来的粮食。”

　　“国家有钱补贴你们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，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或者家里供给的。僧舍也是家里出钱在这附近盖的。”

　　我一个一个问了他们出家的时间。拉茸初称告诉我，他23岁，到这个康参已经15年了；洛桑特佳28岁，是18岁来的，也10年时间了；阿吾银巴12岁来的，已经13年了。在殿堂打扫卫生的那位，大约10岁，才来一年。

　　我算了一下，这些人基本都是七八岁，最大不超过二十岁来寺庙的。他们出家时都有完整的家庭，也都有足以温饱的生活来源。这与我在汉传佛教地区看到出家人情况是截然不同的，这反映了佛教在藏民心中的崇高地位。

　　“出家就是不再结婚了，是这样吗？”我继续问道。

　　“是的，出家以后是不能建立家庭的。但中途也可以返俗的，返俗以后则不能再回来做喇嘛了。”

　　“你们是自愿的吗？来这里要什么手续？”

　　“我们都是自愿的。来这里，首先是自己同意，家人同意，还要寺庙同意接收，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后才能成为僧人。”

　　“你们当地没有学校吗？可以去那里读书啊，可以学到很多文化知识的。”

　　“我们做喇嘛就像为国家服兵役一样，是一人出来，全家光荣，全村光荣的事情。我们藏族文化的精华都在寺庙里，现在的学校学不到我们藏人的文化。我们做喇嘛，不光是念经，还要学习藏族的其他文化，我们是为藏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服役（出家）。”

　　哦，藏族的寺庙不仅仅是宗教场所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殿堂。我明白了。

　　四个年轻阿科中，拉茸初称的文化水平最好，老僧人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是说了算的人。他的汉语也很好，其他几个只能听懂部分汉语，他基本都能明白。洛桑特佳和阿吾银巴，听不懂的时候，只是憨厚地笑。

　　我离开的路上碰到他们，这是爷爷来接出家的小孙子回家住几天。

　　我离去的时候，觉得他们真是非常可爱、非常虔诚的一群。他们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，但走的却是两种不同发展的道路。内地的孩子幼儿园、上学、工作或者留学，我们同在一个太阳下，他们却把孩子送来读经，是哪一个走错了吗？还是都走对了？

　　我继续我的旅途，去寻找答案。
 
　　秃鹫在天空翱翔，我在深深思索。